天启四年（1624年）夏天，福建沿海一带并不比辽东太平。
荷兰在澳门开辟东方市场，遭到葡萄牙人打击，转而派兵入侵澎湖列岛，试图迫使明朝政府开放门户，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祖籍泉州的闽商领袖李旦，自告奋勇前往荷兰军中充当调停人，化解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当局之间的争端。李旦周旋于两国身边谈判时，身边有个翻译负责与荷兰人交谈，叫做郑芝龙。
李旦左右逢源，经过其劝说，明朝同意对荷兰开放部分贸易，准许闽商与荷兰人互市，而荷兰人则暂时退至台湾岛另谋出路。
李旦，是一个亦盗亦商的福建海商，常在菲律宾、日本等地贸易，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洋人称他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特别霸气。
李旦死后，郑芝龙接管其主要生意，建立起自己的海上王国。三十多年后，正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出兵横渡台湾海峡，驱逐荷兰军队，收复台湾。
▲海滨风光。图源：摄图网
海者，闽人之田。
明清时期，富有冒险精神的福建海商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奋起反抗，纵横中国东南沿海，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地港埠，形成一个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
有学者认为，“从 16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亚洲海域，似乎确曾存在过一个虚拟的福建人的海上商业帝国”。
《山海经》云：“闽在海中。”
中国各大商帮都有自己的特色，晋商以票号发家致富，徽商靠盐业赖以生存，闽商崛起的关键，在于海洋。
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许多福建人光靠农业已经难以为生，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女耕男商”、“儒商并重”的独有文化，女性留在家中耕作，男性到外地经商谋生。
时人称，当地“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
闽商的对外贸易条件并不优越。在中国的东南黄金海岸线上，福建不像广东，珠江口正对着南海，有南亚、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纷至沓来。福建也不如浙江宁波，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每年有大批日本、朝鲜商品伴随东北季风而来。
广东、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而闽商更多是靠出海贸易。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福建“漳、泉、福、兴化（今莆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无论是豪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纷纷造船下海经商。
▲泉州开元寺。图源：摄图网
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有一次，大食商人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仅官府抽解得30万缗。如此天文数字，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见惯。
由于闽商众多，宋朝还特别规定，福建人要经营对高丽的海上贸易，必须拥有3000贯以上资产，并至少拥有两艘帆船，可见当时闽商之富裕。
宋元以后，闽商的海外贸易网络遍布亚洲，东起日本长崎，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日后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
新航路开辟之后，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陆续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发现，福建商人已经领先他们几个世纪，甚至各地的贸易市场实际上也由闽商所控制。
古代闽商出海，为了等待季候风返航，常寓居异国他乡，甚至久居数年，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闽商船队中有时还载有科举落榜的书生、刑满释放的罪犯，或是朝廷的底层小吏。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侨居海外，久而久之，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海外移民，深刻影响东南亚各国历史。
11世纪初，侨居在越南的闽商后代李公蕴，在内乱中被推上王位，成为越南李朝的开国君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后不少下海的闽人应邀在当地为官。
有一个叫徐百祥的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特意跑到越南谋求下岗再就业，上书说：“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
到了13世纪，越南陈朝的开国国王陈煚，也是一个福建人，在位期间还曾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经学者考证，李公蕴和陈煚祖籍都为泉州安海。
▲福建土楼。图源：摄图网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
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就跟马云当年在杭州办英语角似的，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走上人生巅峰。
由于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又能说会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颇得国王器重，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
在国外住了十年后，“海归商人”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衣锦还乡。
有钱能使鬼推磨，据南宋洪迈《夷坚传》记载，王元懋回国后，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可谓显赫一时。
可见，闽商四海为家，自古就有侨居海外的习惯。有人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直到清末，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
民国时，历史学者张星烺曾造访早已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他发现很多当地人“亦不知（泉州曾为东方第一大港），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
据统计， 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 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大约也有几百万人。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认命，就是闽商的命。
明初，朱元璋一度实行海禁，推行官方朝贡贸易，禁止“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即便如此，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还是以福建为大本营，不得不依仗闽人先进的航海技术。
同时，朝廷加强对福建的统治，整顿军备，大规模设置卫所、水寨，既为扼制倭寇入侵，也为镇压私自出海的闽商。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在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下，亦盗亦商的闽商从未禁绝“通海”行为，反而频频爆发反抗事件，所谓“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
他们或劫掠，或经商，通过经营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贸易，斗志昂扬地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佼佼者，在海洋文化退却的时代捍卫中国海权。
有明一代，福建“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濒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商人最为活跃。
漳州的月港（海澄县），成为走私商贩集聚的一大都会，船舶趋风扬帆，“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极为繁华，被誉为“小苏杭”。
▲闽商主要活动据点。图源：纪录片截图
海禁时期，一些胆大妄为的闽商将船只开到海上进行贸易，一旦被发现就和官兵拔刀相向，因此涌现了不少武装海商集团。
明嘉靖年间，徽州人汪直属下的海盗集团，其大部分成员是福建海商。汪直被朝廷斩首后，他们继续在福建和粤东一带沿海地区经营走私贸易。
明代海盗较为出名的还有明初的漳州人严启盛。
据《明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海商严启盛带领下属偷渡海外贸易，被漳州府逮捕入狱，以“通番”罪判处死刑。
严启盛背后的合伙人郑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狱的官吏，多次为哥们儿通风报信。在严启盛被捕后，郑孔目担心受牵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破漳州监狱，与严启盛下海为盗。
严启盛越狱后，率众抵抗官兵追捕，俘虏了都指挥佥事王雄，袭杀了另一个都指挥佥事杜信，横行福建、广东沿海数年。
在明朝大军的追击下，严启盛集团南下香山（今中山、珠海、澳门、番禺部分地区），攻下香山守御千户所。最终在广东沿海被明军消灭，严启盛兵败被俘。
历史学者徐晓望认为，严启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经营走私贸易的这段时间，已使该地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港口，奠定了澳门兴起的根源。一个逆天而行的闽商头目，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传奇港口。
闽商对海上走私贸易的垄断，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马溪事件中也可见一斑。
当时，倭寇猖獗，海禁愈严，一些葡萄牙人无法在九龙江江口与中国通商，于是私自来到诏安走马溪一带走私，漳州商人暗地里与他们交易。
时任浙江巡抚、抗倭名将朱纨，受命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朝廷专门派他来打击沿海走私贸易。
朱纨得知消息，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乔和都指挥使卢镗带兵镇压走马溪走私，捕获葡萄牙人以及与他们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
这96名犯人本来罪不至死，可柯乔和卢镗却趁机吞没他们的财产，将犯人全部处死，福建人一时大哗。
朱纨摊上大事了。
正如《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朝中闽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指责朱纨滥杀无辜。于是，朝廷将朱纨罢免，命其还籍听候调查。
闽人对朱纨恨之入骨。经过朝廷审理，朱纨、柯乔和卢镗都以擅杀之罪被定为死罪。按照明朝制度，初步拟定的死罪一般可以减免，待罪官员往往可以立功赎罪，后来柯、卢二人也都顺利复职。
可朱纨认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绅，难逃一死，竟在家中吞药自杀，临终前悲愤叹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朱纨死后百年间，多有人为其喊冤。可明末的徐光启评论道，朱纨清正刚果，冤则冤矣，但他处理此事未得其要领，未尽合事宜。
徐光启知道，闽商贸易之潮流势不可挡。
闽商虽极富反抗精神，关键时刻也为朝廷所用。
明末清初，福建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纵横海上，以郑芝龙为首的“十八芝”，在吞并李旦、颜思齐、刘香等海商集团后发展壮大，独揽东南海贸易大权。
郑芝龙出生于泉州，当地“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郑芝龙受家乡风俗影响，年少时就浪迹江湖，到澳门随舅舅学做生意。后来到日本经商，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子郑森，即郑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虽记载郑成功之母姓田川，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实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而非日本人，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
▲郑成功画像。图源：网络
郑芝龙回国后下海为“盗”，其集团鼎盛时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晋江市西南部）为大本营，拥兵数万，船700艘，“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郑芝龙富可敌国，兵力强盛，闻名海内外。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闽商群体中素有声望，再加上郑芝龙声名显赫，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
荷兰人曾统计，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其中三分之二为一官（郑芝龙）及其盟党所有。
崇祯元年（1628年），晚明动荡之际，郑芝龙在军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接受明朝招安。此前一年，他的船队曾攻打厦门港，将明朝福建水师的“九十余只兵船付之一炬”。
接受招抚后，郑芝龙被授为福建防海游击，成为明朝的水师军官，其部下也成为福建水师主力，并在清军入关后，随南明朝廷参与抗清斗争。
1645年，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后，郑芝龙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侯。隆武政权本质上是一个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拥护的政权。
一开始，郑芝龙还很有上进心，说：“以今日较之，我从福建统兵恢复，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达下。”
郑芝龙若是从一而终，也不失为明朝忠臣，他却在与隆武政权合作破裂后选择降清，由此留下骂名。
关于郑芝龙降清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争，有人说是因为隆武帝对他的猜忌。
徐晓望等学者则认为，隆武政权与郑芝龙的战略分歧不是偶然。郑芝龙是福建海商阶层代表，无论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隆武帝却发布五路出兵的计划，要以亲征之名离开福建，将郑芝龙留在福州，以此摆脱闽商的控制。
在对隆武帝失望后，两面投机的郑芝龙谋求与清朝合作。清军进军福建后，清朝主持南方军务的统帅博洛，以闽粤总督为诱饵，招降郑芝龙。
郑芝龙得信后大喜，率500骑兵到清军营中，与博洛折箭为誓，痛饮三日。第三日半夜，博洛突然派人将郑芝龙挟持北上。清廷食言，没给郑芝龙任何实职，15年后将他处死于柴市口。
郑芝龙大节有亏，可他被挟持入京后，其部下反而更加坚定抗清，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传到了其子郑成功手中。
朱聿键称帝时，郑芝龙带着年仅20岁的郑森晋见隆武帝。隆武帝抚郑森之背，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姓朱，改名成功。
郑成功抗清，一方面有国恨家仇的政治因素。
郑成功青年时代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拜大儒钱谦益为师，可说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深知民族大义。虽说他的老师很不厚道地降清了，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复明。
就在郑芝龙降清当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军袭击安海时惨遭奸污，愤而自杀，郑成功大怒，誓与清朝不共戴天。
▲厦门郑成功雕像。图源：摄图网
另一方面，郑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经济因素。
郑成功继承其父留下的商业帝国后，兵员一度发展到一、二十万。他以厦门为根据地，每年派遣船队前往日本、台湾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实际上垄断了整个闽粤沿海的海上贸易。
在郑氏海商集团覆灭之前，清政府采取海禁迁界政策，迫使东南沿海各省百姓从沿岸地区内撤30 里，片板不许下海。
可这一举措，反而让郑氏家族获取了更多利润，持有郑氏发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用中国的丝绸和金锭，换取暹罗的大米，频繁光顾长崎、柬埔寨、北大年、六坤和巴达维亚等贸易口岸。
闽商，路子就是这么野。
1658年，郑成功北伐失利，仅率数万残兵退回厦门，逐渐心生收复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想法，而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计策，出自一个闽商之手，这个人叫何斌。
何斌原本代表割占台湾的荷兰人与郑成功交涉，达成协议：当时在厦门与台湾贸易的船只，由何斌代为收税。如此，何斌有利可图，郑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税收，何乐而不为。
荷兰人发现后，就不乐意了，给何斌罚很重的款，直接把人家玩破产了。何斌心中生恨，暗地里派人测量鹿耳门水道（台湾岛西南岸重要港口航道），逃到厦门，向郑成功献计，劝他收复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厦门誓师，调集军队出兵台南，于次年驱逐荷兰人，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荷兰人向郑成功上缴东印度公司财产41.7万荷兰盾以及火炮等武器。
郑成功于当年不幸染病去世，此后明郑政权割据台湾，与清朝对抗20余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
清朝统一台湾后，一度开放海禁，以航海为主业的闽商凭借船只为津梁，远航中国沿海各港以及东亚、东南亚的港口，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
福建的白糖、建绢、漳绒、纸伞、武夷茶、德化白瓷，都是对外贸易的热销商品，可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
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的贸易中心由月港转移至厦门。清代前，厦门人口不足万户，到道光年间已增至14万户。
▲厦门鼓浪屿。图源：摄图网
在发展商业活动的同时，清廷还促成福建商民向台湾移民，到道光年间，台湾全岛人口已达200余万人，其中多为福建漳、泉二府人。直到今日，台湾通行的方言，还是闽南话。
好景不长，乾隆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福建沿海港口萧条，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根据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只有6艘吕宋商船到厦门贸易。
鸦片战争后，本以垄断出口贸易为盈利来源的闽商更是雪上加霜。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强大，大量倾销商品，冲击中国市场。清廷对海商贸易加大管制，实行沉重的厘金制度，在太平天国、捻军、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战争后加重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闽商更加不堪重负。
作为传统商帮的闽商，逐渐成为历史，一个无形的海上商业帝国随风消逝，但与时俱进的福建商人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以来，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华侨始终不忘故乡，将大量财富汇寄回乡，投资家乡建设。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求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经商有方的福建海外华侨踊跃捐款，甚至亲自投身其中。
抗战时期，以“橡胶大王”陈嘉庚、“木材大王”李清泉、“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等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全力支援祖国，捐赠数额尤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千辆、坦克27辆、大米一万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
▲1940年，陈嘉庚等爱国华侨慰问抗战军民。图源：网络
1978年改革开放后，泉州商人创造了多个知名民营品牌，在全国鞋服、建材、房地产、茶叶等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晋江更是中国最大的“鞋城”。福州商人多集中于沿海的福清、长乐、连江等县，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莆田商人以家族式、集团化发展，几乎控制了全国的民营医院与木材市场。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古老的闽商，依旧走在时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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