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隆配资让校企协同成为中国—东盟合作“加速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往来进程中，数字领域的合作日益成为双方关系的战略支点。校企合作，作为联结教育与产业的关键桥梁，正以其独特力量，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奋勇前行。

中国—东盟数字领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基础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双方合作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兴起，数字领域逐渐成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从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到2020年《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双方数字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

当前，中国和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优势互补。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东盟国家则拥有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4年东盟数字经济报告》，2024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商品交易总额为2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而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3.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上述特色为双方数字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东盟数字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字治理规则尚未完全统一，数字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高端数字人才相对匮乏。根据东盟秘书处发布的《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东盟国家间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差异显著，新加坡互联网普及率较高，老挝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显示，到2025年，仅东盟地区数字人才缺口就将达到3500万。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创新合作模式，校企合作正是关键一环。

校企合作的独特作用

校企协同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理论与实践、培养与使用的桥梁，在中国—东盟数字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校企合作是培养数字人才的孵化器。数字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校企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项目、设立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培养既懂数字技术又熟悉中国—东盟市场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例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汇聚了来自19个国家130家科教机构和企业加盟，通过资源共享与深度合作，持续为区域农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第二，校企合作是促进技术转移转化的加速器。中国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具有领先优势，而东盟国家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方面具有多样性。校企合作搭建了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桥梁，推动中国数字技术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华为与泰国多所高校合作的“未来种子”计划，在推广5G技术的同时，培养了本土化技术团队，实现了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的双赢。

第三，校企合作是推动数字标准对接的润滑剂。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统一的标准体系作为支撑。当前，中国和东盟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隐私保护、数字税收等领域还存在标准差异。校企合作通过联合研究、学术交流、政策研讨等方式，促进双方在数字治理规则上的相互理解和逐步对接。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多次举办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部分会议就中国—东盟数字规则协调开展深入研究，为双方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校企合作是培育数字生态系统的催化剂。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系统。校企合作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促进数字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阿里巴巴与马来西亚多所高校合作建立的数字自由贸易区，不仅推动了电商发展，还带动了支付、物流、云计算等配套产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生态系统。

校企合作助力实践探索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校企合作推动数字领域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一是校—企—园联动模式。中国高校、中资企业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园区三方合作，共同打造数字产业集聚区。如广西大学成立了中国—东盟经济学院，与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马来西亚的大学合作，为园区企业定向培养数字人才，同时开展针对东盟市场的数字产品研发，形成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一体化的合作范式。

二是双校园人才培养模式。中国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合作，实施联合培养计划，学生在两国高校分别学习，同时进入两国企业实习，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数字化人才。北京邮电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合作开设的数字媒体技术联合培养项目，已为两国数字媒体行业输送了数百名高素质人才。

三是项目导向研发合作模式。针对中国—东盟数字合作中的技术难题，组建校企联合研发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浙江大学与印尼万隆理工学院、印尼电信公司合作，针对热带地区通信基站散热难题，联合研发新型冷却系统，提高了通信设备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的稳定性，解决了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四是职业技能普惠培训模式。面向东盟广泛的数字技能提升需求，中国院校积极开展普惠性培训。例如，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已累计开展非学历教育培训近4万人次，开发了大量双语课程与教材，有效助力区域数字技能普及与包容性发展。

这些实践探索表明，校企合作能够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和产业需求，将中国的数字技术优势与东盟的市场潜力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

构建校企合作生态

为将中国—东盟数字领域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必须超越点状合作，构建一个多方协同、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合作生态系统。这需要机制创新、模式革新与政策护航，形成教育、人才、产业与创新有机衔接的良性循环。

一是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打造立体化协同网络。

以校—企—园为基础的联动模式正在向更系统化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升级。这种共同体汇聚了政府、行业组织、领军企业、大学、职业院校及东盟本土机构等多方力量，旨在实现从人才培养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覆盖。

未来的合作网络应进一步强化政—企—校—研四方联动。政府（如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需在政策引导、项目对接和平台搭建上发挥关键协调作用。企业和高校（包括职业院校）是共同体的双主体，应共同投入资源，牵头开发课程、共建实训基地、联合技术攻关。这种立体网络既能依托共同体实现重点领域的突破，又能通过广泛的成员单位形成辐射效应，满足区域数字经济多样化的基础与高端需求。

二是创新需求导向模式，实施数字教育与职教出海双轮驱动。

针对东盟各国数字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合作模式必须精准灵活、务实高效。

对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重点推行职业技能普惠培训与中文+职业技能项目。通过援建学院、开发双语数字化课程与教材，快速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基础，有效弥合数字鸿沟。

对于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国家。深化项目导向研发与双校园人才培养。合作应直击产业痛点，例如，围绕智慧物流、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组建校企联合研发团队，解决当地实际问题。同时，大力推广人工智能+项目，通过共建实验室、举办创新竞赛、培养AI领航者教师和数智先锋学生，为产业升级储备高端人才。

对于数字治理较为完善的国家。侧重规则标准对接与生态共建。推动校企联合开展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政策研究，促进标准互认。同时，借鉴阿里巴巴在马来西亚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通过校企合作培育包含支付、物流、云计算在内的完整数字生态系统。

三是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筑牢本土化发展根基。

校企合作的终极目标是形成研发、转化、应用、反馈的闭环，并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共建实体，实现深度绑定。鼓励校企双方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孵化基地及实体化运行的产业学院。培育本土化核心力量。合作必须注重培养东盟本土的师资、技术骨干和企业家。通过联合开发课程、共享能力标准、推行行业认证的方式，将中国的技术标准与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和转移。

四是强化政策支持与机制保障，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

制度性保障是校企合作行稳致远的关键。中国与东盟双方正在从高层机制和具体政策两个层面协同发力。完善高层对话与磋商机制。为校企合作提供顶层设计与政策指引。这标志着双方教育合作可以朝着机制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政府应通过简化跨境合作审批流程等方式，激励企业和高校参与共建。除此之外，还应该构建规则互认与权益保障体系，旨在为包括校企合作在内的数字经济活动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总结而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盟数字领域校企合作生态，核心在于将分散的合作项目提升为系统化的共同体网络，将技术和产品单向输出升级为基于本土化需求的共创共享，并以坚实的机制与政策框架予以保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创新驱动发展，共同谱写数字时代区域协同共赢的新篇章。

（董静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赵策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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