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配资中企对德投资十年迭代：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问海·中企出海新观察

2016年，以美的收购库卡为代表的45起并购案造就了中国企业在德直接投资的高峰时刻。十年光阴流转，而今2026年，格局已然重塑。

从“抄近道”式的技术并购到“扎深根”的产业链嵌入，从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到“去风险”基调下的严格审查，十年变迁，考验了出海中企的本地化适配能力，也倒逼企业从粗放型的规模扩张转向更精细的价值深耕。

在过去十年中，中企对德直接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明显增加，对中企在德投资的进入、运营与退出全链条构成普遍冲击。

监管审查机制改变

自2016年以来，德国通过持续修订《对外经济条例》（AWV），逐步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安全审查机制。这一演进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欧盟层面制度与战略框架下展开，对中国对德投资的制度环境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德国FDI审查已从传统的国家安全防御工具，转变为嵌入欧盟经济安全与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治理手段。

制度层面上，2019年生效的《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为成员国建立统一的FDI审查框架，确立了信息通报、跨国协调和欧盟层面的意见机制。德国在2020~2021年对《对外经济条例》的关键修订，实质上是对该条例的国内法落实。2023年7月正式实施的《外国补贴条例》（FSR）进一步完善了欧盟监管体系，构建起并购申报、公共采购申报、主动调查“三位一体”的审查机制，与FDI审查共同构成中企赴德投资的双重制度约束。此后，中企对德投资即便发生在单一成员国，既可能因涉及其他成员国安全或“欧盟整体利益”被纳入欧盟协同审查，中德投资关系由此被制度性“欧洲化”且合规要求大幅提升。

2021年第17次《对外经济条例》修订构成德国FDI制度的关键转折。修订显著扩展跨行业审查清单，将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量子技术、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纳入重点监管范围，而这些领域正是中国企业对德投资的核心方向。同时，德国引入10%、20%等较低的股权触发门槛，并将后续增持和非典型控制权纳入审查，使少数股权投资和战略性参股同样面临合规约束。这一前置化、低门槛的审查模式显著提高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FDI审查与欧盟整体经济安全战略和产业政策议程深度耦合。2023年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关键技术外溢、供应链依赖和地缘政治风险确立为核心关切。在此背景下，德国在FDI审查中不仅评估交易是否直接危及国家安全，还进一步关注目标企业在关键技术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其与第三国（尤其是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关联。

《净零工业法案》和《欧盟芯片法案》很有代表性，前者界定了战略性净零技术，后者提升了对半导体领域外资进入的制度敏感性，即对相关产业领域进行了“安全化”和“战略化”界定，从而增加了外资的投资难度。

合规风险增加

除了外资监管审查机制的变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在德国所面临的合规风险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整体呈现出由“交易合规”向“持续经营与责任治理”扩展的趋势。

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确立气候中和目标，2021年“Fit for 55”立法包和随后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显著提高了在欧运营企业的碳合规要求。对在德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在能源、制造和材料领域，碳排放核算、信息披露及减排成本已成为影响长期盈利能力和资产估值的重要变量。

人权与供应链合规在2023年出现制度性跃升。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LkSG）正式生效，要求大型企业系统识别并防范供应链中的人权风险。中企在德经营，不仅需遵守本地劳动法，还需对全球供应链承担尽责调查义务。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亦持续上升。自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实施以来，德国对个人数据、工业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数据的监管不断强化。涉及数据处理和跨境传输的中企投资，如未建立合规的数据治理体系，可能面临高额罚款和业务限制。

自2024年起，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领域综合合规进入深化阶段。欧盟《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逐步适用，覆盖所有在欧盟有业务的大型公司、上市中小企业，以及在欧盟有显著营收的非欧盟最终母公司，强制要求企业披露其经营活动在ESG领域的对内、对外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德投资的合规风险已从单一法律问题，演变为贯穿投资全周期的结构性挑战，对合规能力与长期战略提出更高要求。

投资环境显著变化

过去十年，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和制造业核心基地，其投资环境在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了显著变化。

2015~2019年，德国保持稳健增长、低通胀和财政盈余，成为中国资本海外布局的优选目的地。然而从2020年起，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冲击，随后在全球供应链扰动、国际贸易摩擦和欧元区通胀上升的背景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宏观不确定性上升。但放眼全球，德国作为稳定市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心的角色仍未改变。

近年，德国单位劳动成本呈持续上升态势。在通胀背景下，受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工资增长明显，尤其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但德国拥有高素质技术劳动力和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对高端制造、研发密集型投资仍具不可替代的吸引力。

2022年俄乌冲突触发能源危机，在不放弃能源转型的政策背景下，德国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显著提升制造业运营成本，并冲击投资预期。但这也激发了市场对清洁能源及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的关注。

综上，过去十年德国投资环境在增长动能、成本结构与能源格局上历经深刻调整。增长放缓、成本高企与政策转向带来多重挑战，但技术人才优势、产业根基与绿色转型需求，仍为中企精准布局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保留了关键价值。

在德欧“去风险”监管、能源成本上升、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多重约束下，中企进行了一系列的被动适应与主动升级。从“资本驱动的并购扩张”到“价值驱动的产业链深耕”，追求市场化的合规运营，中企对德投资由此进入“精耕细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年前，中企赴德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大额并购快速获取高端制造技术、国际知名品牌与全球渠道，以实现跨越式追赶。当下，中企的投资战略已全面转向：一是方向适配，锚定德欧政策导向，聚焦合规友好赛道；二是价值共生，通过本地化就业、研发投入、供应链共建，获取信任与市场认可；三是风险对冲，将对德投资作为全球供应链“近岸/友岸化”的关键节点，降低单一市场依赖。

具体而言，中企的行业赛道完成结构性切换，从传统高端制造转向新能源、氢能、工业软件等绿色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同时聚焦细分领域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开展互补合作。投资结构从大额控股并购主导，转为少数股权投资、战略参股、技术授权与绿地投资并行的多元组合。融资模式大幅去政策化，从依赖国内政策性融资转向德国本地银团贷款、欧洲资本市场发债等市场化渠道，通过引入欧洲产业基金等方式降低补贴审查风险。风险管控从单一交易合规升级为全周期闭环管理，全面覆盖外资审查、补贴申报、碳合规、供应链人权尽责、数据保护等多维度要求，同步借助保险工具与本地化运营对冲系统性风险。区域布局打破西部核心区扎堆格局，向东部低成本区域延伸，并以德国为核心辐射中东欧构建近岸供应链。

十年迭代，中企对德投资的逻辑已完成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的根本性转变。德欧“去风险”导向下的监管收紧、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浪潮，以及德国本土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虽为中企出海设置了更高门槛，却也推动行业实现优质化升级。未来，中企对德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是资本的规模优势，而是合规能力、本地化融合深度与绿色技术创新力的综合比拼。立足德国的技术人才根基与绿色转型机遇，以政策适配为前提、以价值共生为目标，中企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赛道的精准布局，不仅将实现自身国际化的高质量进阶，也将为中德产业协同、双向赋能注入持久动力，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进程中书写新的合作篇章。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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